1968年深秋，东海海面刚刚退去一阵暴风，舟山基地小礼堂里却热闹得很。海军党委临时通知，一位刚满39岁的支队政委要到任基地政委，不少干部凑在门口股票配资机构，小声嘀咕：“张逸民怎么升这么快？”
回想1930年代，黑龙江富锦的张家尚算殷实，能让孩子上中学已不易。课堂上进步刊物偷偷传阅，少年张逸民被“人民军队”四个字深深吸引。1946年冬，他跟着同乡一路南下，成了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新兵。枪声、雪地、蒸汽机车——战争是最直接的课堂，他先在四平、长春转战，辽沈决战时才17岁，却已摸索出一套蹲姿射击的窍门。
1949年春，第四野战军横渡长江，张逸民随大部抵广州，又随师奔湘西剿匪。两年刀口舔血，他从列兵熬成班长，识图、夜行、爆破样样能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部队大裁编，张逸民被点名转海军，到青岛鱼雷快艇学校深造。陆地好手，一下子面对航海理论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可当时一句“谁先学会，谁就能摸到新中国的海疆线”，让他咬牙留下。
1955年6月的一夜，黄海上空云层低垂。102号、101号两艇奉命出击，一艘排水量千吨的国民党“洞庭”号炮舰正逼近。我方左发射管突然失灵，指挥所下令所有快艇撤回。回到锚地，张逸民在作战会上扛下责任：“102艇出问题，艇长有责。但敌人仍在海面撒野，请批准我再上。”
很快，技术员只来得及排查线路，备件却运不过来。张逸民干脆下令：右管装雷，左管空舱。22吨的小艇挂上一吨鱼雷，吃水立刻不对称，他让全艇官兵偏坐一侧，用体重做配平。凌晨1点30分，102号借夜色贴浪疾行。对面“洞庭”号高桅灯火昏黄，压根没发现水面多了一道暗影。距离200米——“放！”鱼雷入水，十秒后巨爆，炮舰折腰而沉。首次“单艇独雷”成功，自此写进海军教材。
张逸民立了二等功，被外舰传真称为“疯子艇长”。同年，他调任第一快艇支队副参谋长，快艇战术改进会上，他提出“贴浪、分波、串航道”的打法，后来成为海上小艇袭扰的基本套路。
1958年金门炮战爆发，他带队扑进前线海域。第一次交锋一举击沉两艘坦克登陆舰，名声更响。不过第二仗形势急转直下，快艇被敌方火力锁定，张逸民和十几名艇员落水漂了两小时才被拖上舰。返回厦门时，他拄着拐杖对干部说：“海上账得海上还。”
1965年夏夜，“永昌”“永泰”两艘美制护航舰隐蔽北上，企图在福建外海强行投送特务。周恩来提出“打得赢才打”，东海舰队制订“以艇打舰”方案。主攻总指挥负伤后，副指挥张逸民顶上。数十条小艇分段缠斗，“永泰”掉头向乌丘跑，“永昌”加速变向。张逸民的旗舰在无线电里只留一句：“咬住大的！”随后亲率两艇切进船艏扇形盲区，一边炮击一边斜插鱼雷。清晨6点，“永昌”号剧震，倾斜下沉；“永泰”也被我后续艇组击中重创。那一夜，台湾海峡沉寂下来。
战后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参战代表，见到张逸民，轻轻点头：“海上爆破手。”一句评价，部队里传唱多年。同年底，他被任命为舟山作战基地政委，行政编制正军职。接到任免电报时，张逸民还在码头查看工事，通信兵急匆匆跑来，他反复核对公章，才憋出半句：“这也太突然了。”
赴京履新的前夜，他被请到东海舰队机关谈话。上级关照：“职务高了，别再亲自钻炮位。”他讪讪答：“升得快，心里有点发虚，但该冲的时候还是得冲。”会议室里几位首长听得直乐，这才是火线出身的底色。
走马上任后，张逸民没急着搬进招待所，却天天往小岛串。一条旧木船、一台照相机，他把所有观通哨、补给点跑了遍；艇员伙食、家属住房，他摁着人事处长一本笔记清单对照。舟山海岛多，交通苦，他对来访干部说得直白：“想守海疆，先守人心。”
1970年代起，东海防务重心转向防渗透、防越界，他主持建立“海上立体观察哨”体系，小型雷达点加船舶民兵联动，24小时列阵。遇有不明目标，他常站在指挥所窗口，用望远镜盯到凌晨。值班军士劝他休息，他摆摆手：“我多看一会儿，你们能睡得安稳一点。”
1980年代，中苏边境缓和，海军开始大规模轮训技术骨干。张逸民抓住机会，把舟山基地的快艇大修厂改作轮机教导队，先后送出300多名技师。上级督察时问预算够不够，他只说一句：“不缺教材，只缺刻苦。”
1987年，他身着旧式将校呢大檐帽，在码头和兵们一一握手后离开，正式离休。当年的“疯子艇长”，此刻已是正师级干部，却依旧瘦削黝黑。此后，他索性把家安在了舟山。有人劝他回东北老家享清福，他摆手：“青春埋在海岛，人留在这里才踏实。”
多年过去，老兵提起张逸民，总爱说起那句口头禅——“海上账得海上还”。这股子倔劲儿，刻在他从黑土地带来的骨血里，也刻在了新中国海军的早期史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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